作为我国优良的司法传统，调解是双方基于自愿基础达成的协议，既是双方合意的最大化，也是双方利益的最大化。从理论上讲，调解案件不应该存在强制执行的问题，但在司法实践中，大量的调解案件进入执行程序，在某些地方法院，调解案件的强制执行率甚至高于判决案件的强制执行率。

　　过多的调解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反映出调解反悔率高、调解效果异化，这种“空调”现象与调解制度的初衷南辕北辙，很多调解案件当事人甚至不满调解而信访、上访，引发出许多新问题。出现这一现象，并不是调解制度本身的缺陷造成的，而是制度实施过程人为原因造成的。

　　有当事人的原因。有的当事人视调解为一种规避义务的诉讼策略，利用调解使权利人让渡权利，实际上并无履行诚意；还有当事人利用调解拖延时间，转移、隐匿财产；还有当事人利用调解进行虚假诉讼，制造虚假的债务将自己所有的财产转移至他人名下，以规避对合法债权的履行。

　　也有办案法官的原因。不少办案法官迫于案多人少的压力，注重调解结案，忽视对案件事实的查明和矛盾纠纷的有效化解，对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也没有进行实践性审查。当前法官参与社会综治维稳的任务比较重，一些办案法官为规避办案风险，偏爱程序相对简单、法律适用不高、不存在上诉风险的调解结案方式。再者，当前许多法院将调解率纳入绩效考核范围，办案法官为了争取评优评先的机会，刻意追求高调解率。

　　自愿性是调解的灵魂。在调解过程中，法官既是调解者，也是裁判者，要做到“能调则调、当判则判”，不得以拖压调、以劝压调、以判压调、以诱压调。同时，调解并非万能，调解率也并非越高越好，不能“为调解而调解”，而应充分考虑到调解的后续履行和执行情况。

　　调解时，法官要引导当事人树立诚信意识和履约意识自动履行法定义务，对不守信的当事人要给予必要的批评教育，以彰显司法在诚信问题上的态度；对利用虚假诉讼、恶意逃避履行的行为加大惩处力度，增加诉讼欺诈行为的违法成本，对构成犯罪的诉讼欺诈行为，应按相关规定施以刑事处罚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 （作者单位：北京市延庆县法院）